当代文化语境中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初论 - 当代音乐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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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语境中庆阳红色文化的视觉转向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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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特色文化，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在当代的“视觉转向”，既是社会现象层面的文化变迁，又是文化理论层面的学术议题，同时，还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文化的“视觉转向”，意在强调“视觉”在当代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对于这种主体地位的探究，需要从语境、现象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给予把握。换言之，对庆阳地区红色文化“视觉转向”的探究，需要立足于文化的当代语境予以把握。缘于庆阳地区的革命老区身份及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加上近年来的“红色文化热”等原因，庆阳地区的红色文化颇受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成果较为丰硕(1)如曲涛的《庆阳特色文化研究·红色文化卷》(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侯小林《甘肃庆阳红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2期)等，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成果。。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各类图像生产技术的成熟，庆阳红色文化在当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视觉转向”的现象。这其中，以庆阳红色文化为主题或题材的各类绘画、摄影、电视、电影、图画书的出现，是其“视觉转向”现象的典型体现。

一、“视觉转向”与庆阳红色文化

在当代，“视觉转向”“图像转向”等无疑是一些比较时髦的新概念。将一些视觉或图像的理论与当代文化现象相互印证，可以发现，当代文化已经或者说正在经历着一种“视觉转向”，如电视、电影、广告、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绘画、博客、摄影、网络、QQ、钉钉、多媒体等互为汇流，表明当代文化已经呈现一种“视觉转向”现象。同时，在人文学科领域，像“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本雅明、居伊·德波、福柯、罗兰·巴特、利奥塔、马丁·杰伊、鲍德里亚等，对图像或视觉理论的阐释”[1]，这表明“视觉转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

研究者对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如丹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56，海德格尔说：“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3]899，等等。这表明，当代文化已经发生着一种“视觉转向”现象，并且有了一些理论成果。

在有关“视觉文化”的诸多研究中，W.J.T.米歇尔的“图像转向”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米歇尔的《图像转向》一文认为：“我们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像转向’”[4]14。另外，有研究者对米歇尔“图像转向”理论进行了梳理与研究，认为“图像是一种后语言学的再发现、图像和语言都参与人类的本质建构、观看与阅读都是具有深度模式的接受行为，‘图像转向’的本质是语言和图像互为他者、和谐共生”[5]。当然，需要明确，此处的“图像转向”，就是视觉文化中的“视觉转向”；可以说，在当今“图像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图像转向”可以理解成“视觉转向”。

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及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其研究的逻辑与参照标准即是“语言学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隐含“图像转向”；二是“图像转向”挑战“语言学转向”；三是“图像转向”强调图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讲，“图像转向”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语言”转向“图像”，并且以“图像”理解、解释、建构世界。换言之，“图像”不仅仅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工具，更是世界的本体，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就是把握作为图像本体的世界。

至于庆阳红色文化，一般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庆阳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庆阳地域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6]2。进一步讲，庆阳红色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特色文化，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是其主要创造者。从文化的形态与分类视角看，尽管庆阳红色文化有红色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精英与大众文化、官方与民间文化之分，但基于革命理想、信念、思想、道德的红色精神文化，则是庆阳红色文化的主导形态。

站在社会与文化的当代视角，从较大视域审视庆阳红色文化，可以认为，庆阳红色文化不仅有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而且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庆阳红色文化的生产主体，不仅有中国共产党与庆阳人民，而且还有以各种形式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开发与利用的劳动人民，如一些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者、烈士陵园、红色旅游景点的建设者、红色文化的研究者、以庆阳红色文化为主题或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所有参与庆阳红色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开发的人。从文化的存在空间看，当今庆阳红色文化不仅存在于地理、自然空间意义上“庆阳”，而且还存在于网络、手机、电脑等电子与移动空间中的“庆阳”，以及一些思想、观念等文化空间中的“庆阳”。从文化的存在形态看，当今庆阳红色文化不仅有口传、文本等形式，而且还有“视觉”的存在形式。对于文化的口传、文本、视觉形式，英国视觉文化研究者罗戈夫有较为清楚的认识，认为“在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之外，意义还借助于视觉来传播”[4]41。